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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我們臺下的好多人，本身也是既得利益者，那么既得利益者有可能變成改革者的時候我們才有希望，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正面的。為什么既得利益者可能變成改革者？

    第一，理念的力量，我們人的行為并不完全是由所謂的物質利益支配的，人之所以是人，是因為他是有觀點的，有理性的，所以大衛(wèi)·休漠在兩百多年前講過，盡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，但是以及人類的本身以及所有的事物是由觀念支配的?？v觀歷史，許多偉大的變革都是由觀念的變革引起的，我舉幾個例子：

    華盛頓沒有當皇帝，當總統(tǒng)也只當兩任，是出于他的理念，而不是他的利益；鄧小平文革之后發(fā)起改革，包括廢除終身制也是基于他的理念，而不是利益；我們講到法國大革命，其實法國大革命最重要的推動力量是舊制度下的貴族，啟蒙運動是貴族性質的。知識階層當中的好多人來自貴族，百科全書160位作者30位來自老貴族，幾乎所有的啟蒙運動期間的沙龍都是在貴族的家庭中進行的，都是來自于貴族階層，最初貴族的大革命是由貴族自身努力的結果，受到威脅的精英們，在困境中產生了一些新的思想，他就為大革命提供了靈感。

    再看我們中國共產黨我們叫工人階級政黨，其實我們看創(chuàng)造和領導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是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的孩子，因為工人階級不可能有錢送孩子上學，他們鬧革命不是因為工人階級要鬧，而是因為他們接受了一種新的理念，這種理念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念，我們知道早期的共產黨領導人只有一個工人出身，但是我們也知道就是他背叛了。我們再看一下歷史廢除黑奴的運動，好多是由白人發(fā)起的，最早反對黑奴制的是天主的教會，在18世紀。所以在1775年，在費城成立了第一個反黑奴協(xié)會，1781年起，英國是反黑奴的一個重要的力量，英國內部的飛鷹派就是重要推動廢除奴隸者的力量。在1783年英國的貴格會向議會請愿廢除了奴隸制，1833年英國政府終止了殖民地的販奴貿易，我們中國的婦女的解放腳，并不是婦女努力的結果，而是男人努力的結果，梁啟超當時起了很大作用。這就是第一個原因——理念。

    第二，既得利益者之間是有博弈的，我們一談到既得利益，大家好象經常覺得它們是一個整體，團結像一個人一樣，有一個共同的目標，然后他們就捍衛(wèi)自己的利益而努力，其實不是這樣。既得利益者是分成好多派的，他們之間的利益沖突可能遠大于統(tǒng)治者和被統(tǒng)治階級的利益沖突，他們之間的斗爭可能是生與死的問題。我舉幾個例子，首先我們看一下，現(xiàn)代民主制度一個重要的因素，就是政教分離，政教分離就是教會和統(tǒng)治者斗爭的結果。教皇格列高利去世，宣布收回國王任命主教的權力，而這時候神圣的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就罷除了他教皇的職位，這個斗爭一直到十二世紀格列高利的繼任者最終1122年他們達成一個協(xié)議，說教皇有了任命教主的權力，而教皇也承認皇帝有世俗統(tǒng)治權，因而形成了政教分離。

    法國大革命，是法國貴族相互斗爭的產物，在革命前法國最重要是國王和貴族之間的矛盾，而貴族之間也有很多矛盾，比如說親王與宮廷貴族的矛盾、老貴族與新貴族的矛盾，鄉(xiāng)村貴族和城市貴族的矛盾，軍事貴族與司法貴族，或者叫穿袍貴族的矛盾。即使在革命時間，保守派君主派和共和派都是這個社會精英的既得利益者，他們之間的矛盾推動了法國民主制度的建立。

    英國在19世紀之前的憲政建設、法制建設，主要是由貴族和國王、國王和教會，以及貴族之間斗爭的結果。我要特別舉一個例子：是公司在19世紀中期之前，西方國家創(chuàng)辦公司都是一種特權，也就是說只有你得到國王的授權，或者議會的授權，你才能建立公司，一般人是沒有辦法監(jiān)理公司的。那么這時候在精英當中就形成了不平衡，最后精英斗爭的建立公司有特權，任何人都有權注冊公司，英國是在1844年完成，法國在1867年完成，美國在1850年這個階段完成，西方的法制和民主，首先是在貴族內部實施的，也就是說貴族內部有了法制有了民主，然后才推到了整個社會，也可以類似說我們現(xiàn)在黨內和黨外，他們那個時候先貴族內，后貴族外。

    為什么貴族要實行法制和民主，因為在專制的體制下，既得利益者雖然有特權，但是他們沒有人權，他們相互斗爭，其實都是在相互摧殘，我們普通老百姓在專制體制下感覺到不安全，但其實真正的最不安全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，而是特權者本身，他們有時候在人上人，但突然之間就可能變成階下囚，時間長了他們認識到這對誰都不好，我們還是應該用權利保證每一個人的利益，每一個人的安全，但實行了法制之后，統(tǒng)治者換了，但是被換下來的統(tǒng)治者他們仍然要安全感，仍然要很好的生活，而在舊的體制下，即使你能夠平安的著落，著落之后你仍然沒有行動的自由，這就是既得利益者為什么最終要實行法制，要實行民主的理由。

    第三，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的辦法，英國真正的民主化是從1832年通過的《第一改革法案》開始，在1832年前英國爆發(fā)了持續(xù)的暴亂和群體性事件，包括大家都知道的盧德運動。歷史學家一致認為，1832年法案的動機，就是為了避免大的社會動蕩，1832年的改革并不能滿足普通大眾對民主的要求。1838年之后，英國工人階級就發(fā)起了改革議會的憲章運動，提出了男性普選權，廢除選舉權的限制，窮人要賺錢生活，不可能當議員，要求廢除議員薪酬制之后，這時候窮人也可以當議員，這個運動持續(xù)到1848年，雖然沒有成功，但是對之后的改革產生了重要的影響。

    隨著改革的壓力越來越大，到1867年，英國議會終于通過了第二改革方案，將選民人數(shù)從136萬擴大到248萬，從而使得工人大眾成為城市選區(qū)的主體，這一改革的法案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，都使得政府認識到如果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。1884年通過第三改革法案，原來只適用于城市選區(qū)的投票規(guī)則，同樣擴大到鄉(xiāng)村選區(qū)，使得選民人數(shù)增加了一倍，有60%的成年男性有了普選權，導致這一法案出臺后的因素仍然是社會動亂的威脅。一戰(zhàn)之后，英國在1918年通過了《人民代表法案》，這個法案將投票權擴大到年滿21歲的男性和年滿30歲女性納稅人，這一法案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威脅，因為俄國發(fā)生十月革命之后，英國也擔心發(fā)生革命，最好的辦法就是實行民主化的改革。

    縱觀歷史，我們看到英國的民主化的過程盡管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在起作用，但是社會的動亂，社會革命的威脅是英國建立民主制度的主要的驅動力。也正因為如此，所以我們看英國的民主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，每一次的讓步只是滿足威脅者鬧事人的要求，1832年的時候你只要買通了中產階級就可以有了和平，選舉權擴大到中產階級，當新的威脅出現(xiàn)之后，再進一步的讓步，到1828年是新的全民的普選，我講的這三個理由，統(tǒng)治者有可能變成改革者只是一種可能。

    第一個因素是理念，后兩個因素是利益，但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，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能變成改革者，取決于他們是否有足夠聰明智慧的人，這些人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和領導力，是否能夠做出明智的決策，有些非民主的國家的政府習慣于用武力鎮(zhèn)壓的方式，對老百姓的民主化的要求，或者一開始得過且過敷衍了事，最后實在沒有辦法，才開始改革，但為時已晚。